宋仁宗庆历二年，包拯任期满离肇庆时，船出羚羊峡，突然波浪翻腾，狂风骤起。包公立即查问手下人。原来是端州砚工为了表达他们对包公体恤民情的敬仰，托人送来了一方用黄布裹着的端砚。手下人见是一方石砚，并非金银珠宝，于是便收下了。包公虽爱砚，但还是命人将其抛入江中。刹时，风平浪静。后来，在包公掷砚处便隆起了一块陆洲。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包公掷砚成洲”的故事。

　　“文房四宝”中，无论是笔，是墨，还是纸，都是世界各国都有的。唯独砚，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一块好墨，如果没有上乘的砚台，是研磨不出均匀的墨色的。砚字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在小篆里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形声字，从石，见声。字形从石，是因为早期的砚基本上都是用石头加工而成。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石头都适合制作砚，《说文解字》里说：“砚，石滑也。”只有那些表面质地细腻的石头，才能拿来做砚。如果太过粗糙，那么墨就没法研磨的很细腻，书写时就会不流畅，笔迹也会不均匀。史料载，王羲之曾将笔墨比为矛戈铠甲，而将砚比为城池，它调和笔墨与沉稳厚重的品性，不能不让人素然起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宝重砚台，首推其实用价值，苏轼曾说：“砚之美，止於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好的砚台，对于书写、绘画有巨大的影响。相传唐代时，端州有位梁姓举人赴京会试，考试那天，京城突降大雪，滴水成冰。应试者们研磨出来的墨汁都很快结冰，无法书写，束手无策。唯有这位来自端州的举人，用家传的端砚研磨的墨汁非但不结冰，反而“呵气成墨”，助他顺利完成试卷。此后，端砚“隆冬极寒，他砚常冰，而水岩独否”的佳名便传开了。好砚不易得，因此，文人们在用砚时，往往都会涂上石蜡或松油来保养，用后还要做足清洗工作，保证砚池里不缺水，这便是人们俗称的“养砚”。

　　砚与书写者长期相伴，于是产生了很多与砚有关的习语。比如“砚席”，原本是指砚与坐席。古人坐在席子上，手边还放着砚，在干什么呢?一般都是读书写字。所以后来砚席被用来借指学习。而“共砚席”，就是在一起学习的意思，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同窗”一词含义很接近。

　　武夫宝剑，文人宝砚。在文房四宝之中，砚的收藏价值最显著，是最能够反复利用，最能够代表永恒，最能够体现文人情怀的文具。《砚谱》上就说：“谱言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唯砚而已。” 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也曾经写道：“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由此可见，“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砚是古代文人的至爱挚友，生同进退荣辱，死亦同归黄土。

　　历史上流传着不少关于名人与砚的传说，颇具意趣。例如，书法家米芾爱砚几乎达到颠狂地步。一日，皇上召米芾来，令他“书一大屏”，并指定要用御案上的端砚。他一挥而就，字字珠玑，获得满堂喝彩。书完后，他竟趁机厚着脸皮向皇上讨砚。如愿得到，居然手舞足蹈、抱起来就跑，连余墨沾污袍袖也顾不得那么多。可惜他遇上了苏东坡。公元1101年，官贬海南的苏东坡北归途中辗转来到真州看望米芾，两人交谈甚欢，米芾一时兴起，不仅拿出名帖与苏东坡一起欣赏，而且还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紫金砚，没想到苏东坡一见倾心，并以借为名一去不返，便又有了“苏轼夺砚”的故事。

　　古时，有不少文人靠写作文字维持生计。笔是谋生工具，被称为“笔耕”，而相应的砚就被比喻为田地，称为“砚田”，砚田里“种”出来的文章便是文人的收成。跟农人春种秋收一样，只有勤于耕作，才能避免饥荒，这正是笔与砚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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