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砚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多年前即有雏形，并且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有的，唯一的，集实用与工艺性于一炉的文具。随着有意或者无意的选择了碳这种高稳 定性的书写介质，并赋以工艺性制成的墨丸或者墨块的诞生，砚这一从事文字工作所必须的器具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汉代，唐代为初期，宋元为中期，明清为后 期，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力的改善，时代审美的风潮所趋，砚的形制纹饰也有相对应的改变与发展。歙砚既是其中的一个地方砚种，又是砚界的翘楚，与端砚 一起名播砚林。可以这样说，砚不但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也见证了一部不间断的，系统的有文字记录的中国文明史。

　　

　　歙砚有史可考最早是在唐代，而兴盛是在南唐。南唐三世，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比年丰稔，兵食有余”，歙州是其属地，设有砚务官。因为获料简易的缘故，大多注重形制的标准化，与文人实用的要求，受限于官方制定的标准而形成各种较为 规范性制式的砚，甚至在尺寸、厚度、砚形上要求严谨而不差分毫。至于装饰，当时的生产工具所限，并不具备在片状结构的龙尾石雕刻“花草”的能力。而当时习 见的箕形，风字等砚式阔口窄边，亦无从描绘，唯一可见的是砚工用尖头刀所刻划的姓名、里巷、日期、砚值等。

　　

　　到了两宋，歙砚与端砚，澄泥砚，洮河砚等四大名砚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进一步的繁荣。宋太祖立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整个宋代三百年 间，进士及第者十万人以上。知识阶层的产生，政治地位的优裕，直接作用于砚这一文房用具的由世俗化至神圣化的过程。士人往往把砚说成是砚田，是对砚寄予了 深厚的情怀，期望在头悬梁、锥刺股的十年寒窗苦读后收获一份希望，而此希望肇之于唐，兴于宋。至于南宋，以临安为“行在”，就是事实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歙州临安相距不过三百里，一为水之源，一为水之尾，交流便利，士大夫们在动荡诡谲的风云变幻中仍然不忘亲身参与匠人的实际制作中，此一期间，歙砚远远 超过端砚成为四大名砚之首，实至名归。明代中期端砚再次称雄则是后话，按下不表。南宋期间，歙砚质地莹洁制作考究，出土诸多实物可见眉纹，水浪，罗文等 品，大多无裂无筋，做工则线条爽利俊畅，其他砚种无一可以与之比肩。

　　

　　南宋对于歙砚的开采几乎是毁灭性的，因而到了元代“石罄山颓”，直至明清亦无太大起色。元明清的旧歙砚存世比之端砚远远要少，但仍能从中看出其历史特征、 时代风貌。尤其是到了明代，开始有铭砚的风气，便于砚身上题跋、钤印、吟诗、抒怀，寄喜、怒、哀、乐之情怀，写悲欢离合之人生。因此可以说，一方小小的砚 是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文辞歌赋于一身的文人的性灵的具体体现。于是此种也被称之为文人砚。从历代馆藏古砚及留存的拓本中，可以清楚看出传统歙砚最注 重的是实用，在实用的基础上再加上传统的审美特色而传承发展，因而素形砚较多。但是比之其他砚种，歙砚的素砚最为出色，“雕花”则偏少且有明显的地方特 色，与当地的砖木雕一样，“明”风浓郁，巧而不薄，拙而有灵。